今年是八一南昌起义97周年。由江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承办，江西科技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建军精神研究院、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等单位协办的第四届江西历史学论坛，5月18日在南昌举行。论坛主题为“中国式现代化与苏区史研究”。来自省内外的党史、军史专家学者，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科学的重要论述，以中国式现代化和大历史观的全新视角，聚焦苏区革命、南昌起义、人民军队创建等重大事件，深刻总结军事家方志敏的革命贡献，探讨研究中国共产党建军的精神内涵，交流思想、激荡智慧、汇聚共识。8月1日，《江西日报》以“聚焦建军百年 弘扬革命精神”为题摘发部分专家学者的主要观点。
正确认识南昌起义的几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八一南昌起义史》主编、南昌大学教授 姚亚平
在八一南昌起义97周年之际，我们纪念南昌起义、研究南昌起义，要掌握正确的方法，正确认识当年南昌起义面临的重大问题。
大历史观是研究南昌起义的正确观点与方法。1927年，面对敌人的屠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怎么办、应该和必须采取什么行动？这是当时最紧迫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一是中国共产党人要救国救民、强国富民，实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二是形势所逼、敌人所迫。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面临被赶尽杀绝的严重危险，再不起义，连剩下的武装力量也保不住。三是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我们党深刻地悟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只有举行武装起义，才是唯一出路，才能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因此，树立大历史观，长时段、宽视野、多角度地反映与展现起义的起因、过程，十分重要。
开始建军是南昌起义的历史成果和优良传统。武装起义和创建军队是南昌起义的中心内容，为何要建军、怎样建军、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也是当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历史过程来看，南昌起义从1927年7月中旬党中央的酝酿、决策，到起义爆发，再到南下转战，最后一直到1928年4月的朱毛井冈会师。从创建军队来看，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起，我们党深刻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党不断实践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独立创建、不断建设和绝对领导了一支能真正践行党的宗旨的新型人民军队。
坚持党的领导是南昌起义的主线与本质。如何坚持和开展革命，要不要和怎么样领导起义，要不要和怎么样建立和领导军队，这是当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坚持党的领导，首先表现在南昌起义是在没有事先取得共产国际同意、还首次顶着共产国际的压力情况下，党独立发动和领导的起义，迈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革命、领导军队、领导武装斗争的重大一步。坚持党的领导，还表现在南昌起义初步确立了党对人民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制度和政治工作，这是一个创举。坚持党的领导，还表现在起义中各级领导、全军将士、地方同志坚决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因此，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和制度是南昌起义的本质要求和革命主线。现在，我们要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这一“建军之本、强军之魂”。
南昌起义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南昌起义“功在第一枪”“功在上井冈”“建新军”“铸军魂”，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伟大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伟大事件，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伟大事件。
新时代要加强对江西苏区革命历史的研究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 梅黎明
江西在中国革命史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贡献，突出体现在“三个摇篮”“一个策源地”和“一个中心”，即南昌是人民军队的摇篮、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瑞金是人民共和国的摇篮、安源是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以及中央苏区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可见，研究中国革命史离不开研究苏区史，研究苏区史必然绕不开江西苏区史。在研究江西苏区史过程中，要实现研究方法论和研究思维的转变。
第一，实现江西苏区史研究的三大转变。在研究内容上，要从大历史观角度考察江西苏区史，实现由对江西苏区史的单一研究向对历史、现在和未来多重并重研究的转变。在研究方法上，要实现从单一视野向多学科、跨学科研究视野转变，实现对江西苏区史更加精细化的研究，推动跨学科研究的交叉融合。在研究团队上，利用江西党史丰富资源的优势，充分发挥全省党史专家学者的智库作用，实现由单一研究团队向复合型研究团队的转变。
第二，要建立江西苏区革命历史的史料资料平台和数据库。江西苏区史资料是党的历史活动的重要载体。要积极开展江西苏区史资料征集、保护、编纂工作，发挥江西苏区史资料在党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首先是要建立江西苏区史资料征集系统平台，切实做好江西苏区史资料搜集整理工作，特别要运用网络技术，做好江西苏区史资料的征集工作。其次是要建立江西苏区史资料管理系统平台，加强江西苏区史资料保护利用工作和数字化建设。最后是要建立江西苏区史资料数据库。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提高党史资料工作电子化、网络化水平，既做好保密工作又适应社会需要，为社会、高校和科研院所提供服务。
第三，要在江西苏区史、党史资政上提升服务。资政，就是要通过深入的研究成果，用党的丰富历史经验为党和政府提供决策咨询。首先是要修好江西苏区史，为省委、省政府提供基础性的资政服务。江西苏区史和党史著作是活生生的具有资政功能的基本材料，可以将研究内容进行横向、纵向两个方面的延伸和展开，使江西苏区史、党史资政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拓展。其次是要加强现实性专题研究，为党委和政府提供针对性的资政服务。资政专题研究，就是要按照以史鉴今的要求，对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历史问题、重要决策过程、重大历史事件等进行深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力求得出规律性认识，为解决现实中的类似问题提供参考性意见。最后是要加强战略性专题研究，为党委和政府提供预见性的资政服务。战略性研究是带有全局性、方向性、预见性、谋略性的研究。比如革命老区乡村振兴、中部地区崛起等专题的历程和经验研究等。
大历史观与中共党史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 杨凤城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奇迹何以产生，成为世界热议的话题。破解中国成功之谜，离不开历史观察，离不开大历史逻辑，这才是大历史观备受青睐的深层原因。
首先，把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与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文明贯通起来，在充分肯定党的历史奋斗翻开中国历史新的一页、铸就中华民族新的历史里程碑的同时，彰显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弘扬者。具体到苏区史研究，在土地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对传统文化中不适应革命和现代化要求的因素和糟粕保持高度警惕、进行鲜明批判，另一方面又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例如，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革命英烈的言行与儒家伦理的深层关联本身就是一种传承，它体现在革命者的“志士精神与烈士精神以及乌托邦理想”等方面。
其次，把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与近代以来中国先进人士的探索更紧密地连接起来，在充分肯定党的奋斗彻底改变近代以来中国命运、中国发展道路的同时，实事求是地看到近代以来工业化的起步、国民教育的发展、国家治理架构的探索等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作用。尽管近代以来现代化探索留下的有形遗产不多，但留下的无形资产，如经验、人才、精神、观念以及实业、教育、乡村建设、职业培训等方面宝贵的遗产，大大丰富了包括苏区史在内的中共党史研究。
再次，把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立足历史长时段审视、评价具体问题。党的第一份历史决议在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党的第二份历史决议在于实事求是看待历史，既充分肯定成绩，又不回避失误。与前两份历史决议不同的是，党的第三份历史决议立足更长时段，回望党的百年探索和奋斗，系统总结党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是新时代党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体现出党在百年征程中不断臻于新的成熟。
最后，把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置于人类历史发展尤其是世界现当代历史、置于社会主义发展史中看待。从中国革命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改变了战后国际格局，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给因苏东剧变而陷于低谷的社会主义运动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不断探索，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彰显着中国共产党奋斗历史的世界意义，是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之问、世界之问交出的历史答卷。
总之，大历史观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新视野，深刻揭示出党的历史是不懈奋斗史、不怕牺牲史、理论探索史、为民造福史、自身建设史的有机统一，必将为党史研究带来新的学术增长点。
中国式现代化与苏区史研究的内在联系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蒋建农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是全面赶上或者是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不是具体的农业现代化或者是工业现代化，而是指迈向现代化的道路，是对一个国家或民族实现现代化的规律性阐述，与苏区史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促使我们从推进民族复兴的角度重新审视苏区史研究，把苏区斗争史与党的初心使命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观察问题，从而大大深化了我们对苏区史研究重要意义的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当代中国国情，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的总体描述，而苏区史研究则是对当年苏区军民实践和探索中国式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过程中一段历史的研究，二者之间共同之处在于中国式，都是基于中国的国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和苏区革命道路所承载的对中国式革命道路的探索。相比之下，两者的领导者都是中国共产党，都是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就是说，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者、方向和实现目标，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提升对苏区斗争史核心地位的认识。在进行苏区史研究时，我们应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以人民利益作为评判标准，只有这样，才能使苏区史研究沿着正确的轨道并不断引向深入。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叙事、理论探索和生动实践中不断生发出来的。深入研究苏区史可以大大丰富我们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漫漫复兴路的认识，有助于从源头上理清民族复兴的本质，可以深化我们对民族复兴历史大趋势和许多规律性的认识，并可以从革命先烈、革命前辈的牺牲奋斗中汲取百折不挠、压倒一切的英雄主义气概和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斗争艺术，使之成为我们在新时代走好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和智慧源泉。
第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的重要论述，不仅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而且对于苏区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五个特色，既契合中国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符合世界大势，体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些重要论述亦可大大拓展和深化我们对苏区斗争中“为了谁、依靠谁”这一基本问题的认识，有助于推进和丰富对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缘起和发展过程的全面研究。
紧扣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提炼中国共产党建军的精神内涵
军事科学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郭志刚
概括提炼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精神内涵，要牢牢把握人民军队创建历史。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军事实践，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奠定了一定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建军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革命失败后，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不掌握军权，不创建一支人民的军队，不开展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标志着人民军队的诞生。继南昌起义后，至1928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先后领导了数百次武装起义，这些武装起义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斗争的决心和百折不挠的革命气概，共同构成了人民军队创建史。起义中创建和保留下来的部队，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准备了骨干，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
概括提炼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精神内涵，要紧紧抓住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军队归谁领导、听谁指挥，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重大问题，关乎党、国家和军队的前途命运。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红军是以旧军队成员为骨干、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许多官兵的思想意识、行为习惯等没有摆脱旧军队的习气和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同时，红军的诞生又是多源的，即客观上产生于各地，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特点和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牢牢掌握枪杆子？怎样才能让红军成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成为完全新型的、人民的军队？这是党领导建军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得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的革命真理。
概括提炼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精神内涵，要牢牢抓住“政治建军”这个建军之本。三湾改编将“支部建在连上”，从组织制度上解决了党直接掌握士兵和群众的重大问题，实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到古田会议时，我们党正确解决了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解决了军心巩固的问题，解决了多源融为一体的问题，办法就是坚持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确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相应的一整套制度。坚持党的绝对领导，使来自多个“山头”的红军、以农民为主体成分多样的部队紧紧凝聚在党的旗帜之下，更自觉地为实现党确立的奋斗目标而战斗。至此，建军任务基本完成。因此，研究中国共产党建军思想和建军所产生的革命精神，不能忽视此前党对军事问题的认识、对建军问题的探索，更不能忽视党是如何为这支新生的军队注入政治灵魂、使其脱胎换骨成为新型人民军队的。因此，概括提炼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革命精神内涵，要紧扣“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个建军之本。
血战东南半壁红——军事家方志敏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教授 刘国云
方志敏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赣东北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他领导了弋横暴动并且创建了闽浙赣革命根据地、领导创建了红十军并且打了一系列胜仗、撰写了军事理论文章并且形成了一套军事理论。
一是领导了弋横暴动并且创建了闽浙赣革命根据地。1927年8月下旬，方志敏潜回弋阳家乡，在革命的关键时刻提出“重起炉灶，再来干吧！”的思路，他抛弃国民党的旗帜，举起共产党的旗帜，在党支部领导下组织农民革命团，10月底发动“弋横暴动”。1928年1月，方志敏在弋阳县主持召开弋阳横峰贵溪上饶铅山五县党员联席会议，制定了起义纲领，领导创建以磨盘山为中心的弋横革命根据地。根据地“由弋横而信江，由信江而赣东北，由赣东北而闽浙赣”，由闽浙赣而闽浙皖赣。“一苏大”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授予方志敏勋章一枚，并授予红十军全体指战员奖旗一面；“二苏大”时毛泽东主席称赞闽浙赣苏区是苏维埃“模范工作者”，这是全国唯一得到这一称赞的省级苏维埃政府。
二是领导创建了红十军并且打了一系列胜仗。1928年4月，方志敏在农民革命团的基础上，领导组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十四团第一连；1929年8月改名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1930年7月初，在方志敏、周建屏指挥下，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奔袭鸣山，奇袭景德镇；7月22日，方志敏在乐平县界首村主持红十军成立大会。1931年，方志敏等率领红十军第一次入闽作战，打了11次仗，取得了“仗仗皆胜”的辉煌战绩。1932年，红十军在方志敏率领下第二次入闽，占领浦城县城，开创了崇安苏区崭新的局面。方志敏领导开展地雷战，在省苏维埃政府职能部门中，闽浙赣苏区增设了全国苏维埃政权中独一无二的地雷部，1934年，党中央在给战地党和苏维埃的指示信中发出号召，要“利用赣东北苏区经验”打击敌人。
三是撰写了军事理论文章并且形成了一套军事理论。1934年2月，方志敏撰写了《建设我们铁的红军》一文，提出建设红军铁军的六个主要方面：加强政治工作；提高军事技术；铁的纪律是造成铁的红军必要条件之一；艰苦地细心地从斗争中从工作中去培养坚强的军事和政治干部；严格遵守卫生条件；军队政治情绪与军事技术的提高，可以保证战争的胜利。在“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实践中，方志敏总结出独创地发明了一整套适应战争规律且通俗易懂的战略战术理论，如“出敌不意，攻敌不备，声东击西，避实击虚，集中兵力，争取主动，围点打援，截断给养……吃得下就吃，吃不下就跑”等。与毛泽东朱德总结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有异曲同工之妙。
方志敏文武双全、文韬武略；上马治军、下马安民。“爱国、创造、清贫、奉献”的方志敏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弘扬。
（责任编辑：吴泽九）来源：江西社科网